| 文丨卓新平
景教之称本身就显出了波斯宗教信仰的色彩，而作为其本原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正是经历了其在波斯的嬗变才传入中华的，故景教在华初被误传为火袄教，“景”字本身亦与“火”字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由此其教初名“波斯教”，其寺初称“波斯寺”。景教的传入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各族的往来直接相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的经历，陈垣认为其初传乃由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彼时中华与波斯大食交通频繁，伊大约由海路来也，景教碑有‘望风律以驰艰险’句”。不过，也不能排除景教由陆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朱谦之指出，“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交通网，以与中国之重要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景教徒自叙利亚、波斯以至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锡封(Seleucia- Ctesiphon)、驴分城（Edessa伊得萨）、木鹿(Merv)都是。这些地方或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驴分城），或即为景教之据点（如泰锡封、木鹿）”。应该说，景教在当时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沟通中西的一大宗教。
唐朝景教曾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盛，唐会昌五年（845年）被武宗毁佛灭教打压后，景教也没有在中国完全消失，而是沿着丝绸之路的扩展继续在其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在蒙古人统一大漠之前，居住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中都已流行景教信仰”。
宋元之际景教的发展不离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而且其影响的重点地区多在西域，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景教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与发展曾给远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带来种种传闻和希望，如12世纪的欧洲曾流传东方有一位“长老约翰王”（或称“祭司王约翰”）信奉景教，曾率军远征波斯和米底等地与穆斯林交战，并攻克爱克巴塔那，只因底格里斯河涨水才阻止了其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行动。这一传说是欧洲天主教在12至14世纪派传教士东来中国传教的重要动因之一，由此也使中世纪的西欧通过丝绸之路而与中国有了更多的来往及关联。
景教之名在元朝被“也里可温”的表述所取代，尽管人们对“也里可温”的解诂颇多，其共识为基督教之称则无异议。陈垣曾考证说：“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復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元史国语解所释为福分人者，或指其为奉福音教人也。”自唐以来论及基督教及其信徒有多种表述，如“景教”、“迭屑”(tersa)“达娑”(tarsa)等。“也里可温”在元朝指景教应无异议，元朝文献在论及也里可温时多提及聂斯脱利之名。不过，“也里可温”是否指元朝基督教的统称，尤其将元时入华的天主教也称为“也里可温”则尚无定论。
陈垣在其《元也里可温教考》中大致承认“也里可温”包括天主教之说，他在引证时指出：“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曰：此卷述侨寓之户口。所谓也里可温者，西洋人也。卷九大兴国寺条载梁相记云：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教以礼东方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为准。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谓也里可温为即天主教者，莫先于此。刘文淇道光间仪征人，阮元门下土。其说并非附会，较元史语解之解释为确切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多桑译著旭烈兀传，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巴拉超士既谓也里可温是蒙古语之Erkeun，是其初专指聂斯托尔派之僧侣，其后为基督教徒之总称也。”在该书第二章关于“也里可温教士之东来”的内容中，陈垣也开章明义，直指西方教土之东来，并说，“元代与欧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详。今巴黎文库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兰克王蒙文原书”。
显然，陈垣等研究者在此对景教与天主教并没有细分，而历史上两派却明显有别，如元朝东来的天主教在华第一位主教孟德高维诺就曾在其信函中宣称：“景教徒名义上信奉基督，而实际远离基督教信仰。”他还进而指责：“景教徒自己或者收买他人惨酷迫害我……他们常常押我于法庭，以死相威胁。”实际上，元时镇江府大兴国寺碑文中论及的薛迷思贤按照穆尔的解释“即撒马尔罕”，此为聂斯脱利派活跃的中亚地区，而非以天主教为主的西欧。人们并没有清晰、明确地找到以“也里可温”来直述元代天主教的元朝汉语文献，而西文、蒙文文献只是经过翻译来间接地论及天主教在元朝的存在与发展。况且，汉语“天主教”这一表述本身乃明朝的用语，后人的翻译、转述不足以说明当时的真实处境。因此，深化丝绸之路上景教发展演变的研究，至少可以在景教来华的具体路线、以及元朝景教与天主教的异同上进一步发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