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王从友
马革顺教授其名，也许并不为国内公众所熟悉，但其人，却是中国合唱界泰斗级人物（尽管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一说法）。他所写的《合唱学》被誉为合唱指挥界的“圣经”；他所作的《受膏者》是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最好的基督教音乐作品。多年来，他不仅多次被评为上海音乐学院优秀教师，还荣获萧友梅音乐教育建设奖、中国文联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美国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荣誉院士……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的影响遍及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90多年的风雨岁月，这位世纪老人历经抗战、内战、新中国成立等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巨变，以及后来“文革”的“浩劫”。即便是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马教授依旧取得了如此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呢？带着疑问，笔者来到了马革顺教授在上海吴兴路的家中，走近这位合唱指挥的泰斗，尝试一探马革顺先生的艺术人生。
一、起航：
插上音乐的翅膀
1914年12月27日，南京马兆瑞牧师的长子出生了，马牧师给他起名叫革顺，这是一个圣经人物的名字。出身牧师的家庭，马革顺先生自小就到教堂中参加崇拜。马兆瑞牧师坚信“棒头之下出孝子”的管教方法，对子女的要求很是严格。父亲的严厉使得家中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但马革顺先生还是有自己的快乐时光，那就是在教堂中听唱诗。牧师讲道后，全体会众起立，风琴弹响起前奏，引导会众唱起赞美诗的那一刻，那乐声、歌声回响在教堂的穹顶时，他就会被赞美诗优美的旋律、被合唱和声的美所陶醉。尽管诗歌简单，还常常重复，但正是教堂里的赞美诗，给了马革顺先生最早的音乐启蒙。
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一直希望马革顺先生能报考中央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因为父亲知道陕西的老乡刘梦锡是中山陵的总工程师，就是学建筑的，很有名气。但因着对音乐的热爱，在高中毕业考学时，马革顺先生还是大着胆子与父亲商量说：“如果我报考音乐系，将来学成了为教会做音乐工作，你能不能同意？”可能是父亲觉得教会音乐也确实需要人才，就同意了儿子的请求。其实，马革顺先生在说这句话时，不仅是向父亲，也是对天父许的愿—— 一生都要为教会音乐工作尽心尽力。1933年，马革顺先生顺利考入中央大学学习合唱指挥。那一句承诺也在他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中得到验证：只要教会需要、自己力所能及，就全力奉献！而音乐也为马革顺的人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二、前进：
求索爱与正义
在教会长大的马革顺，他的音乐事业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他音乐事业的一开始就是这样。求学期间，他组织父亲在教会所办的孤儿院的孩子们组成合唱团，参加演出获得好评；他参加1934年《普天颂赞》赞美诗集的征稿，并有《婴儿周岁歌》（后改为“婴儿生日歌”）被录用……这一切也都初步显露了他的音乐才华与潜质。在学校时，他也常常参加一些赈灾筹款，参与抗战宣传，这也显示了他心中所有的上帝所赐的爱与正义。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刚工作不久的马革顺先生不得不放弃在杭州的工作，辗转到西安。在那里，他更加投入地用指挥与歌唱来宣传抗日，也积极参加西安青年会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也正是这一战火，使马革顺先生又回到了用音乐来服侍神的道路上。1940年，马革顺先生从西安辗转到上海与相恋多年的盛璐德结婚，婚后，先后在上海的甘氏圣经学院、华东神学院授课。在神学院教课得心应手，平时训练学生唱诗班，还组织他们开音乐会，每主日也在教堂献诗，在上海教会中很受欢迎。
抗战胜利后，马革顺先生觉得不能只满足于目前的指挥水平，他用自己在中央大学的成绩申请就读当时美国最好的合唱学院——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这本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对方看到他在中央大学学习时大多是“A”的成绩，还是同意给他学费和奖学金。由于经济原因，他选择在1947年先读美国浸会背景的西南音乐学院，这个学院给他全额奖学金，然后再去心中的艺术圣殿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学习。
在西南学习时，因为其中也有神学院，里面学习的有很多小牧师，交往久了，他们就请马革顺先生去自己所在的教会讲道，介绍中国教会的情况。他在受到同学的邀请去介绍中国教会的情况时，提出中国教会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牧养的想法。这受到一些曾在中国宣教之人的反对，但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有一间教会，为此还专门设立一个奉献，每月一百美元，用来支持中国学生到那里进修神学。
在西南音乐学院学习一年，马革顺先生已经基本修读完了硕士课程，遂决定到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就读，以后用那里的学分抵西南音乐学院不足的学分再拿西南音乐学院的学位。到了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接触了名家，长了见识，看到了不足，也学了本事。在这里，他从所授之课与观摩中领悟了更多指挥形象之外的内涵与深意；不仅在老师的教导中学会了咬字发音，也领会到合唱中咬字发音的重要，这为他后来写出《合唱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学习，对于马革顺先生一生所从事的合唱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仰望：
幽谷岁月中的低吟
正当马革顺先生徜徉在音乐的海洋中，为所学到的欢喜、对未学的充满期望之时，收到了上海浸会神学院院长的信，希望他能回来接任神学院音乐系主任，原来是淮海战役打响，新中国快要成立了。马革顺先生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再加上挂心动乱时局中的妻女，便毅然回国，加入到教会音乐事工之中。
初回上海，马革顺先生努力侍奉，希望将自己所学都用上，他教授学生，带领他们练唱，举办音乐汇报演出，到教会指挥诗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却因为他回来是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让美国的同学觉得他是共产党，回国迎接新中国成立去了；而国内有些人则怀疑他是美帝的特务，对他特别关注，从而让他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在文革中饱受批斗之苦。甚至连教会中也有个别人找他的麻烦，致使他决定暂离教会团体，一心在华师大从事音乐教育。
那时，他似乎与教会脱离了关系，但在他的个人生命中从来没有离开过神，因为基督信仰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只有死亡才能分离”的信仰，使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那时的知识分子不仅经历肉体上的痛苦，更承受着心理与精神上的折磨，很多人因此走上了绝路，上海音乐学院中就有20来个人自杀。但马革顺先生相信，如同约伯一样，如果得不到上帝的允许，魔鬼不能使约伯受苦，从而相信自己所遭遇的也都是上帝许可的，有上帝的美意，尽管自己可能还不理解、不明白。他每日早晚在家祷告，在没有圣经可读的时候，他就背诵《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凡事交托、依靠神，使自己在经历比那些同事可能还要苦的境遇时没有走上绝路。
正是对神的仰望，使他在文革前经历各种审查、反思的时候，还能写出《合唱学》这一最佳中文合唱教材；也正是对神的仰望，使他度过死荫的幽谷，进入生命的青草地，在苦难后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
四、侍奉：
春天里的赞美
文革结束后，马革顺先生的人生也与祖国一起重生，使马革顺先生的人生焕发出第二个春天。1978年开始，到陕西西安为省歌舞团讲课，排练并指挥演出，到福州宣军区讲学，出席全国文代会，参加中外文化交流会，到美国18所大学讲学，马革顺先生的人生仿佛回到青年时代，他的荣誉也接踵而来。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合唱协会艺术顾问、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顾问、上海合唱协会艺术顾问、国际合唱学会会员、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会员等，获美国南浸会音乐年会“圣乐事工成就奖”、中国文联与中国音协共同设立的音乐最高奖项“金钟奖”。其中许多都是很多人努力一生也得不到的，但却一个又一个地不断加在马革顺先生的身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因为国内的战乱与政治的变化，马先生尚未完成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学习之时，便应召回国，使得他在这处音乐圣地的求学并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但30年后重返母校——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时，院董事会研究决定授予这位特别的学生“荣誉院士”称号，这是在学院的历史上只有几个人获得过的殊荣；在1987年，还特别获得了美国瓦特堡大学“荣誉音乐艺术博士”学位。
面对荣誉，马革顺先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学了音乐要侍奉神、服务教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教会也再次向人们敞开了大门，中国的基督徒们迎来了信仰的自由、歌唱赞美神的春天。马革顺先生又回到教堂中指挥诗班，到各地教会去讲学授课，上海国际礼拜堂、沐恩堂、杭州青年会、厦门教会……都留下他的身影。他也一直关心并参与中国教会的圣乐事工，任中国基督教两会圣乐事工委员会顾问多年，支持编辑《赞美诗（新编）》、《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帮助指挥并录制《圣歌选辑》、《赞美诗》、《百人合唱》等视听产品，提议并支持成立华东神学院圣乐科，至今，95岁高龄的他还每学期3次给神学院圣乐科的同学上课，并参与学院重要节期庆祝活动的指挥。这不仅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也看到他对恩典的回应：生命不息，侍奉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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