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
基督教的中国化并不是要用中国文化同化基督教文化，当然也不是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而是通过阐释基督教文化中适应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会。基督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才能得以生长和更新，同时又在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新的色彩。（王作安《我们愿意看到的基督教》，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周宁：
提倡“基督教的中国化”实际是探求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最可能的道路与途径，最终避免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而可能带给中国人的纷争和分裂，使其成为中国文化或中国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文化或西方生活在中国的拓展和延续。（周宁《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刍论》，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美秀：
中国教会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是教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但它也不可能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指导。我国的基督徒从自身的信仰和立场出发，认识到上帝的启示在各个不同时代被不同地域的基督徒所领会从而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也是具有特定国籍的；因而中国基督徒应当对上帝给予他们的启示做出回应，发展出适应我国环境和文化的基督教。他们在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以圣经和初期使徒教会的传统为依据；另一方面又注意参考和吸收历代教会和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力图找出基督教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的途径。（王美秀《基督教的中国化及其难点》，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
现在有人总感到“中国化”可能语焉不详，给人模糊茫然的印象。其实，这已经涉及到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织之中，基督教在中国寻求“中国化”，实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中国基督徒理应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问题……我们衷心希望能够使基督教在中国走入其正常发展的轨道，在社会定位上脱离“西方”模式而归入中华大道，在思想价值上不再有“异己”、“异化”的敏感，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共建。（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中国民族报》2015年3月17日）
中央民族大学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牟钟鉴：
中国基督教面临着吸收中华仁和文化、创建中国特色神学理论的艰巨任务。而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基督徒才能成为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群体的好邻居，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牟钟鉴《基督教中国化的民间实践》，《中国民族报》2013年6月4日）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
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的核心与要害，即是基督教信仰的公民实践方式的构成，即有信仰的公民与公共认同之间的彼此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公权力本身不能追求特定的善，而应该尽量保持信仰与价值的中立，超然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信仰观之上，以保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社会群体、每一个宗教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把已经多元化的信仰观与价值观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社会的公共空间进行有效的整合，进而共同面对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使不同的信仰观与价值观能够平等、公正地和平共处。可以说，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中国宗教或中国基督教的社会角色最后也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李向平《公民基督徒与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文化纵横》2014年4期）
金陵协和神学院荣休教授汪维藩：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理论的根本途径是：探求基督教基本信仰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点，本着圣经启示从优秀民族文化中寻觅中国神学的生长处，这实际上是吴耀宗、贾玉铭、赵紫宸、谢扶雅等先辈上下求索过的那条漫漫长路。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理论，当前迫切要做的至少有三个“归回”。其一，归回“五四”以后老一辈中国神学家。他们是既受过西方神学教育，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功底的一代人。他们的探索与追求，有待我们认真总结、借鉴。其二，归回圣经启示，重视对圣经本身的研究。其三，归回中国文化原典，对青年一代来说，此点已十分迫切。事关中国教会能否变成“真正中国的基督教”，盼能引起重视。（汪维藩《要建立具中国特色的神学》） |
